但仅有合法性还难以平衡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随着粗疏的法治走向细腻，为解决法律适用的恰当性就需要把体系解释方法当成黄金解释规则。

新兴权利的勃兴凸显出社会发展中的权利需求和人们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新兴权利的持续兴起和生成也预示着权利体系的扩展，新兴权利从应然状态向实然状态的转化能够使得权利主体获得法律强制的保障。这种生活方式的改革要求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与权利相关的认识不能只局限于强烈直觉主义的朴素的价值观，而应当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和逻辑的思维方法来把握。

结语 学术研究的使命在于不断更新理论体系和理论范式来对不断出现的新现象进行解释和做出回应。瞿灵敏：《司法裁判视野中的祭奠权：性质、行使与法律保护》，《求是学刊》2016年第3期。逻辑性，强调体系在整体上协调统一的，在逻辑上不会存在冲突与矛盾的地方。法学界也普遍将福利性权利视为一种新兴权利，并试图从新兴权利角度对福利性权利进行研究，并主张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来保障这种新兴权利的实现。[25](4)新兴权利的边界问题。

因此，提升实证研究方法的层次，理应是在未来提升新兴权利研究的一个重要抓手。新兴权利的认知和甄别，实质上也就是要在众所熟知的所谓‘传统权利和与其有所差别的新近出现的权利现象与权利诉求之间划定一条分界线。涉诉涉法信访案件终结决定书则由省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作出。

2013年8月6日，区政府就该信访事项召开协调会议，告知被告人谭某某、周某某其信访事项已终结，政府不再受理。非访的意涵也从非正常上访转变成非法上访。[25] 因上访引发的突发事件在访民中传播非常迅速。19 魏保政案中以证人证言形式出现的一份告知书传递了非正常上访的官方定义:2010年9月17日告知如下内容, 一、非正常上访是指上访人到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周边、驻京领事馆、中央领导人驻地及涉奥场所等非上访接待场所上访。

[14]在这375个因上访而被判处寻衅滋事罪的案件中，各地法院在认定被告人犯罪情节的时候，都有当事人三级上访程序终结、区市省终结处理，仍然继续无理上访、非法上访等一类措辞。进入专题： 信访制度 社会治理 信访终结 涉诉信访 寻衅滋事罪 。

其中黑[17件]、吉[40件]、辽[61件]。有两位上访者被判定有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地方政府在这些案件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对当时中央的信访政策的执行，也是对信访考核制度的一种回应。王某某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4 申端锋:《乡村治权与分类治理》, 《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教唆闫某甲、闫某某进京无理上访。2008年，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联合出台《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对责任追究做出具体规定。在严厉的考核指标压力下，有人想到了通过修改信访数据来达到考核指标，销号的生意于是应运而生，形成销号腐败利益链。

有些信访终结还要向中央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众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简称中央联席办]备案。地方政府在此前奉行的是经济赎买的逻辑，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回应缠访和闹访的问题。

在地方这被形象地概括成信访一票否决制。根据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375个因上访而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的刑事案件分析可知，上访者已经成为了刑事治理的对象，他们成为了刑法惩治的目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中央政法委则按照涉诉信访法律程序解决的思路，出台了《关于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法律程序工作机制的意见》，和《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10]这并不是全国个别地方的个别做法，而是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一做法，步调一致，罪名一致，治理方式一致，因此可以说扰序上访入刑是新时期信访治理的新特点。23 张训:《口袋罪视域下的寻衅滋事罪研究》, 《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3期。而社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表演性的抗争。8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6]在新一轮反腐运动中，国家信访局前副局长许杰和国家信访局多名官员因修改信访排名、处理信访事项接受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贿赂而被起诉和判刑。[13]有学者就曾坦率地指出，信访终结只有账面上的意义，它应对的是信访的指标考核体系。

17 [ (2016) 冀08刑终120号]。信访治理从此由社会治安转入刑事政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在该书中作者详细追溯了告御状, 即叩阍的历史, 讨论了清朝京控制度的形成、审理和运作, 并揭示了京控盛行的社会原因。信访有可能使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

2012年10月30日周口市政府对李某某所反映的拆迁安置上访进行了三级终结：信访人的诉求无政策依据，不予支持。在信访寻衅滋事案件中，从党政部门、村委会和政府工作人员手中取得钱物往往被用来坐实上访者具有强拿硬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行为，从而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李某某的非访行为给当地政府造成了较大的维稳压力和经济负担。18 冯仕政:《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社会学研究》2012年4月。

这些改革带来了一定的成效，但司法权威的树立有待时日，而司法员额制带来的法院人心浮动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如果说在信访博弈过程中，中央政府用信访指标考核地方，上访者用上访要挟地方，地方为了应对中央的考核从而进行经济赎买，那么，上访者的牟利型上访不过是维稳政策的结果。

和权利救济学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治理视角。[16]在裴国动案中，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7月1日出具了[2011]冀检信访终决字37号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决定书，决定对被告人信访事项予以终结。

2013年4月份以来，被告人张某某虚构人和镇政府干部葛国文对其殴打的理由，以信访控告相要挟，向葛国文索要6万元，因遭到葛国文拒绝而未得逞。一些访民在上访的过程中熟悉了国家的法律政策，为其他访民提供信访代理的服务。

一、信访的终结机制：终结机制不终结 2005年中央政法委出台《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试图解决司法系统饱受缠访之累的问题。被告人程某某因对池北区管委会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不满，于2015年4月末至8月期间多次到池北区管委会信访并提出无理诉求，在信访过程中多次辱骂接待工作人员或其他人员。就信访的类型来说，可以分成有合理诉求的申冤型上访和无赖耍泼的牟利性上访。在中国社会，以自己身体的受损乃至灭失作为对抗政府的惨烈方式，有其悠久的历史。

[20] 邓某某与他人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联合国计划开发署门前滞留。2015年1月13日14时许，八名被告人分批乘车先后来到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胡同2号的《中国青年报》报社，除被告人黄某云外，其余七人相继服下事先准备的安眠药片[佐匹克隆]后，倒在了《中国青年报》报社大门右侧中国青年报标牌前的道路上，其中李某冬还将鸣冤的横幅盖在自己身上，黄某云持手机照相，引发行人围观，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亦影响了《中国青年报》的正常工作秩序。

【[2015]乾刑初字第168号】 在访民中，通过裸奔的方式来吸引民众的关注，也时有发生。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绝大部分的案件中，地方政府出于维稳，都曾给付上访者从几千到几万，乃至到几百万不等的钱物。据该文报道:销号的费用, 一般的个人上访需要2000多元, 集体上访会在4000元左右, 而事关厅级官员或单位的上访, 一个号会在5000元左右。